傅山中学(淄博高新区傅山集团学校)

清朝立国，统治者为强化思想控制，从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摘取“忤逆”字句，罗织罪名，构成冤狱，以此打压汉族排满情绪，此即“文字狱”。始自顺治，经康熙、雍正，乾隆朝达到顶峰，整个清代260余年，“文字狱”案高达200余起。彼时文人学士身处风口浪尖，著书立说如履薄冰，文字中稍有抱怨与不满，或皇帝及其走狗认定存在影射讥讪朝廷的意思，就有可能身陷囹圄，甚至株连家族。待尘埃落定，公正审视，不难发现除极少确有其因外，绝大多数为捕风捉影断章取义，着实莫名其妙。但即便是在谈虎变色的恐怖环境下，傅山作为气节表率，也从未选择沉默，从行动到思想，始终是勇于抗争的突出代表，虽因此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。更有一批追随者矢志不渝，于荆棘中从容行事，积极研究传播傅山诗文与思想。从戴廷栻、张亦堪、张耀先到刘贽、苏尔诒，从《霜红龛诗略》《霜红龛集》（张本）到《霜红龛诗钞》，尤其是张耀先所编《霜红龛集》，从初印本、重印本到焚烧刻版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，使傅山大量诗文得以传世。
　　嘉道后，洋人入侵、社会动荡，于“文字狱”，清廷已是无心无力意兴阑珊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整理传播傅山诗文著述，研究传播傅山学术与思想，渐渐成为三晋文化圈显学，虽然尚未达到大鸣大放大张旗鼓的程度，但首次傅山研讨会的举办，已经完全说明了文化思想界的心态变化。从道光初年一直到咸丰四年，掀起了第一次傅山研究高潮，并收罗编辑刻印出史上最全的《霜红龛集备存》（刘本）。
　　关于清道光壬午（1822年）首次傅山研讨会，任复兴先生曾有专论，本文着眼于傅山研究的一些新资料，对二百年前傅山学术研讨会概况及其影响再作一些梳理与补充。
　　一、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召集人及时间地点。
　　太原府城东北有敦化坊村，清乾隆至嘉道间，居住其间的张姓望族，不仅功名显赫，更有著述留存。
　　张映宿，字次南，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进士，官河南荥阳、甘肃张掖等县知县，身后有《鹤舫诗钞》存世，记载有敦化坊村事。张映宿长子张廷铸，号愚山，优贡生，官平陆县教谕，保举直隶大名府南乐县知县；次子张廷鉴，字郎甫，号静生，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恩科进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官内阁中书，养亲不仕；三子张廷铨，字叔衡，号古娱，廪贡生，署大同府、夏县训导。现存敦化坊村隆国寺碑文即三兄弟所为，张廷铸撰文，张廷鉴书丹，张廷铨篆额。张廷鉴著有《中庸遗语》，张廷铨编纂《阳曲县志》。自张映宿起，张家便搬进府城，到张廷鉴、张廷铨兄弟时，一直居住于太原楼儿底。直到太原解放前，张廷鉴兄弟当年的居所依然存在，但不知从何年何时起有一部分改成了梁园春饭店，解放后梁园春饭店又改造成为国营楼儿底饭店，上世纪80年代后期饭店歇业，2002年鼓楼街南北拆除时被拆。
　　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壬午正月十九以后的一年间，张廷鉴、张廷铨兄弟在收集搜罗傅山诗文资料，编抄六卷《傅青主语言拾遗》的基础上，以太原家塾讲学为说辞掩护，在太原楼儿底家宅秘密召集了为期一年的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。
　　二、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参与人及其背景。
　　“文字狱”之风渐行渐弱，但在当时并未根除，为稳妥起见，研讨会采取了以家塾讲学为名的特殊方式。研讨会参与人计有五台徐润第、崞县张震、寿阳刘䬠，以及张廷鉴与张廷铨兄弟。
　　徐润第，《山西献征》“郡丞徐广轩先生事略”记曰：“先生讳润第，字德夫，号广轩。五台人……乾隆戊申乡试中式，乙卯成进士 癸酉子继畬举于乡，庚辰先生入都。继畬会试报罢，先生亦告归。时阳曲张太史廷铨（笔者——应为廷鉴）与弟廷鉴（笔者——应为廷铨）方搜辑傅青主先生遗著，且欲以实学为乡里倡。遂延先生于省垣。一时同志如崞县张学博震，寿阳刘明经䬠，均以搜讨青主遗著为职志，恒就先生相商榷。先生间为引伸识语，率能得青主言外旨。刘先生所刻《霜红龛备存》录先生所论独多……先生卒后，丁未子继畬巡抚福建，汇而刻之为《敦艮斋遗书》十八卷行世。”
　　张震，光绪《续修崞县志》“卷四·选举志”记载：“张震，号东墅，别号録録生，沛仁子，承家学，博极群书，读尚书、诗、礼、离骚、文选者，皆经手抄。年十八举于乡，为学益力，笺注《葩经》，校雠子史，家藏金石篆文皆手自题跋。晚好黄老书，摹傅公它。授孝义训导，寻告归。”常赞春《荵宧语故》记曰：崞县有张东墅先生震“尝考订霜红龛遗书中用字，寿阳刘雪崖采入《霜红龛备存》中刻之”。
　　刘䬠，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《寿阳县志》“卷七·选举”录其为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岁贡，其父刘元一为乾隆庚子科举人，其兄刘霱为嘉庆辛酉拔贡、嘉庆丁卯科举人。“卷八·人物”中这样记载：“刘元一，乾隆庚子举于乡，品学兼优，家居设帐，一时名望多出其门。所著有《帝王世系》《都邑便览》《卧游编》行世。长子霱，嘉庆丙子解元，亦博学，著有《戒淹丧文》行世。次子䬠，号雪崖，岁贡生，慕傅真君山之为人，得其片纸只字，必钩摹而寿诸石。远道购求，虽重价不恤。尝补刊《霜红龛诗集》，附刻徴君子眉诗集。”平定张石州评之为“傅氏之功臣也。”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六月二十九日卒后，同邑祁寯藻为作《雪崖先生墓表》，榆次王平格为作《雪崖刘先生传》，详列其操行、学识，尤对其刻傅字，辑傅书，给予极高评价。
　　三、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的具体成果。
　　壬午研讨会为期一年，主力五人分工明确，或致力于爬疏整理文献，或聚焦于著述笺注文字，或着眼于义理研讨思想，其成果最终充分体现在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刘䬠《霜红龛集备存》及徐润第《敦艮斋遗书》中。概而括之如下：
　　其一，拾遗补全。将戴廷栻《霜红龛诗文集》与张耀先《霜红龛集》中未能收录的诗文，经张廷鉴、张廷铨从傅山五世孙傅履巽所抄《傅青主语言拾遗》，张廷铨从傅山七世孙傅龙鳞契捡遗书及手迹，乃至张廷铨与刘䬠再辑之傅山遗文，由刘䬠全部收集补刻于《霜红龛集备存》中，以“补”字相区别。
　　其二，正本清源。张耀先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刻成《霜红龛集》初印本，迫于“文字狱”压力，不得不挖补抽换重印，原版付之一炬。鉴于初印本少之又少，重印本挖改抽换甚多，不仅要补充新搜罗文献，以及重印本抽换的内容，还需对挖改重印本内容还原。对此，在比对新发现傅山手迹的基础上，张震运用音韵训诂方法，音注辨讹，就字书某音某解某貌释之，校真辨讹，还原了重印本中诸多挖改文字的本来面貌。如卷一“五言古”《詠史感兴杂诗三十四首》之三十二首，“唐林言，剑当作箭，用斛律明月事。今考顺庵本，即箭。张刻误书剑也。䬠记”。
　　其三，笺注诠释。张廷铨与刘䬠多有释注，如卷二十六“杂记”：“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，此吾终日求之而不得者”句，“古娱曰：先生有手书《小宛》全诗，即是此意，此《小宛》诗之要义也。”由于该书刊印时壬午研讨会间众人皆以作古，刘䬠又以“䬠记”说明于相关篇目之末。如“‘诀’手迹欠真，未详何字，‘怕为’张刻作‘最伤’。䬠记”。张震在此方面也着墨甚多，仍如卷二十六“杂记”：傅山“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，此吾终日求之而不得者”句，“唐林曰：以徴君为父，寿毛、长房为子孙，犹为是言，况在他人而可不思貽谋燕翼之道耶。此非不愿后人昌盛，但恐昌盛便断书种。看到杨震、袁安、陈寔、柳玭后人，方知此言深可味也。‘买栽池馆恐无地，看到子孙有几家’；‘不见马家宅，今作奉诚园’。犹是炎凉之见。”
　　其四，评论发微。徐润第对《傅青主语言拾遗》中162条傅山语言加以解读，逐段评注，阐发微言大义。刘䬠录入《霜红龛集备存》者，主要有卷一“五言古”2条，卷十四“杂文”1条评注，卷二十五“杂记”12条，卷二十六“杂记”1条，卷三十四“外编”4条，等等。徐润第评语还部分收录于《敦艮斋遗书》卷之六《杂言》中，该《杂言》识于其壬午十有一月二十六日晋阳馆次间，即设馆太原楼儿底张廷鉴兄弟宅邸间，是徐润第研究傅山思想的成果结晶。在对162条傅山语言加以解读，逐段评注后，又罗列宋儒程颐、明儒陈宪章，乃至孙夏峰、汤文正师徒，颜习斋、李恕谷师徒之学，以为“以上所说，皆不能脱道学习气，皆要嗣孔孟，要闢异端。若夫孔孟异端之两忘，斩尽名根，化尽俗气，四面无倚，独立独行，与天为徒者，吾于傅先生青主见之而已矣。”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，张廷鉴于傅山思想的研究与发挥，收录其《中庸遗语》中，尽管书不得传，但张廷鉴于徐润第执弟子之礼，二人亦师亦友，共同研究傅山义理，应有诸多交集，《敦艮斋遗书》卷之七《中庸私解》与卷之十《劄记辛巳壬午癸未》中零星可见。
　　其五，删削存疑。经过甄别，对诸如传奇《骄其妻妾》《八仙庆寿》《红罗梦》，乃至《穿吃醋》序文等存疑文字，一概删除未录。此一甄别，在笔者新近发见的《傅眉杂录》中得到印证，但其时也存在偏颇，不仅删除了上述传奇类文字等所谓“语少含蓄者”，而应归入“杂文”《礼解》的篇目《儒有满师藩者》，应归入“杂著”《家训》的篇目《从姊七房兄从先之姊》等，也遭遇删除，甚至在校录文字上也有诸多疏漏，如将《不为大常住勖哉之碑》后记“二十里而为古绵上，薄有川面，为宋绵上县也。有道观，有介子推庙，有北宋碑，碑有王安国名”中之“王安国”误录为“王安石”，一字之差，以致讹传至今。尽管白璧微瑕，却也留下了遗憾。
　　四、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对于后世傅学研究的影响。
　　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顺势而呼其声自远，直接推动清末民国傅学研究再掀高潮，国内一批学者由此聚焦傅山。清末山西巡抚丁宝铨召请其时著名学者罗振玉、缪荃孙、罗襄等，编辑刊刻《霜红龛集》（丁本）。序文中将傅山与孙夏峰、胡石庄、黄利州、陆桴亭、顾亭林、李士室、王船山等并列为“后学的津梁，蹑汉企宋，究尾穷源，性情出处虽殊，而学必实用，动为世法，率八人而如一也。”梁启超在其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将傅山与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李颙、颜元列为清初六大师，称其学“大河以北莫能及者”。
　　就晋省而言，在壬午首次傅山研讨会成就的基础上，古陶王晋荣等积极搜罗整理收集傅山诗文著述，打破行世《霜红龛集》体例，历时数年，横跨清末民初，自费刊刻《王刊傅青主集》《王注傅青主集》（王本）等，且自作按语，从其《重刻霜红龛诗序》《重刻霜红龛诗跋》《重刻霜红龛文序》《霜红龛文凡例七则》《霜红龛文补遗小引》《蔷庐杂著小引》《蔷庐别集小引》《新刻咳唾珠玉序》《新刻咳唾珠玉凡例八则》《咳唾珠玉跋》《霜红龛笔记引》等序跋文章中，即可见其分类研究之端倪。《霜红龛笔记》补遗中所录11条傅山语言，为刘䬠所未见，由常赞春得自贾人，登载于上海《国粹学报》，甚为珍贵。这一波研究高潮一直持续未断，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傅公祠在西缉虎营落成，阳曲县高等小学堂、晋新书社、山西书局分别刊印刘本《霜红龛集备存》与丁本《霜红龛集》。同时还集中于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前后铅印傅山《西汉书姓名韵》《东汉书姓名韵》《评注金刚经》，影印傅山《傅青主先生小楷千字文真迹》《傅青主先生小楷金刚经真迹》《傅青主书楷篆二体莲花经》《傅青主先生小楷曾子问》《傅青主先生小楷佩觿集》《霜红龛集墨宝》一、二集等，凝聚了常赞春、赵戴文、孙奂仑、赵蹈仁、赵昌燮、崔廷献、朴斋、沧海粟、张炜、姜思嘉等一大批学者，形成一批珍贵的研究成果，收编于1991年出版的《傅山全书》中。
　　二百年前的一次研讨会，完成了建立研究体系和吸引更多学者参与两大时代任务，傅山研究从此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广袤，并由傅山而傅学，逐步超越历史与地域，成为全民族乃至世界的重要课题。

□郝岳才